一代木材科学大家朱惠方

       朱惠方，1902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丹阳，木材学家、林业教育家，我国木材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今年是朱惠方先生诞辰120周年，他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杰出贡献，值得人们深切怀念和永远铭记。

为实现科学救国理想，1922年朱惠方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森林利用学，毕业后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垦殖大学。1927年归国后，他先后任国立浙江大学、北平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兼林学系主任，1943年任中央林业实验所副所长，1945年筹办长春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朱惠方受邀与梁希先生一道考察台湾林业，同年赴台组建台湾大学森林学系，创建台湾大学实验林管理处。1956年，他辗转美国回到内地，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林科院木材所）副所长。1957年，他加入九三学社，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培育人才，倡导并践行“教做合一”理念

1928年，朱惠方提出“教做合一”理念。他在《改进大学林业教育意见书》中提出：“教育方针当侧重于培养森林管理人才，基本学习科目应含有自然学科、经济学科与工程学科三项。”他指出，“林学为应用学科，始乎于教做合一之要旨”，建议林业职业化、军事化。抗战期间，他再次强调“国难当头，教学方针更应切合实际。”“（学习）欧西科学，必须具有国文基础，始能畅达传泽于国内。”

1929年，在考察日本林业与林政现况后，他认为：“中国大学的农林（系）教师多由国外回来，于本国农林实际情况向皆默然，若不从研究入手，谋彻底解决，似难与国际争雄而谋国家经济之发展。”

1930年秋—1943年春，在陈嵘先生的感召下，朱惠方就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林学系主任。他大力主张严格训练，加强实际工作。如他所愿，除教学外，大部分时间可用来从事科研。在经费紧缺、实验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率3人，用半年的时间，将江苏省政府划拨给金陵大学的4000多亩荒地整理成实验用地。他还个人出资在南京太平门外藤子村、东善桥买地两块，作为培植树苗的教育林地。滕子村约30多亩，至今仍为苗圃；东善桥约100亩，为今天南京主要试验林场之一。由于表现突出，29岁的他被收入“农界人名录”。

抗战时期，朱惠方在《川康森林与抗战建国》中指出，木材可用于武器制造，包括飞机、枪托、火药等，还可用于国防交通，包括枕木、船舰、电杆支柱、木炭车辆等。为了提供军用木材，他率调查队员用了一年的时间，对浙、赣、湘、陕、甘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提供了大量关于西部森林资源的调查资料，提出在西北农学院建大规模核桃林场等计划。受铁道部委托，朱惠方对国内外枕木用材加以研究, 发表了《杉松轨枕之强度比较试验》《中国木材之胀缩试验》《世界木材之需给概观》《提倡国产木材的先决问题》《木材利用上之防腐问题》《竹材造纸之原料检讨》等文章，为木材在军事、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科学数据。

即使远离家人，只身一人在台湾6年，朱惠方仍心无旁骛，组织创建了台湾大学实验林管理处，培养了四届毕业生。20世纪50年代后，实验林基地扩大成了“杉竹溪森林公园”，实验林管理处更名为“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实验林管理处”。他发表的《台湾之森林》《解决本省轨枕用材问题之刍议》等文章，对台湾的森林资源特点及其开发途径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为台湾林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主编，朱惠方完成了国立编译馆委托编辑的《林学字典》、教育部特约编撰的《森林利用》《林学大全》等著作，被当时教育部审定为合格教授并授予教育部服务奖状。后来成长为南京林产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景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吴中伦等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也深受其益。

1957—1965年，为满足新中国大专院校师生及科研工作者的需要，朱惠方编订了《英汉林业词汇》，1959年11月由科技出版社出版。后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增加新词8000条和拉丁学名索引，1977年第二次出版。1978年，他与人合编了《英汉林业科技词典》，该词典还被翻译为日语，1980年由日本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务局出版于《英中日林业用语集》。

朱惠方非常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或谆谆教诲，或慷慨解囊，几乎只谈学生优点，爱护青年的热忱，令人肃然起敬。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常跑警报的抗战时期，他坚持给学生授课，由于物资缺乏、营养不良，有一天他竟晕倒在课堂上。他积极与德国洪堡基金会联系，为年轻人出国深造争取机会，为新中国的林业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问道山林，潜心研究木材资源开发利用

朱惠方十分注重木材基础研究及资源开发利用。在国家积贫积弱、交通不便，无任何考察设施和条件的情况下，1928—1948年期间，他奔波于全国多地开展考察。他多次考察东三省林业，发表了《东三省之森林概况》，与董一沈先生合著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东北垦殖史》，对“闯关东”等历史进行了翔实记载；考察陕西核桃林时，他提出在西北建大规模核桃林场计划；来到大渡河时，他考察其地势、植物生态与环境、森林变迁，发表了《大渡河上游森林概况及其开发之诌议》《青衣江流域之森林》等著作；考察川西与西康地区时，发表了《西康洪坝之森林》《成都市木材燃料之需给》，他编写的《西康省单行森林法规》顺利通过并执行，并向西康省政府提出积极管理西康地区林、牧、矿三大财富资源的建议，被聘为西康省森林顾问；考察台湾林业和木材工业时，他提出《台湾林业考察之管见》，指出了台湾林业经营管理、造林护林、采伐利用等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朱惠方十分重视造纸及竹材等纤维工业原料的开发利用。20世纪30年代，他深感林产品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为国计民生之大事，认为在社会发展、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对木材与纸张的消费量必然会不断上升，竭尽全力在《中国造纸事业与原料木材》《提倡国产木材的先决问题》《世界木材的需给状况》等著述中，呼吁要未雨绸缪。1934年，他撰文论述中国造纸业与原料开发前景，提倡在荒芜山地植树造林，用间伐材造纸。1936年他又著文探讨竹材造纸问题，认为中国竹材分布广、产量高，是优良造纸原料，要开展大面积规模造林，保证原料持续供应。

他还曾撰文多篇，对林产品的综合开发和高效利用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木材利用上的防腐问题》《木材利用之范畴与进展》《人造板工业》《胶合板工业》等，迄今仍具重大参考价值。他负责完成的《中国经济木材之识别·针叶树材》，对蓄积多但利用少，或蓄积少但木材极有价值，以及少数稀有树种在解剖和分类研究上必须参考者均进行了记载，是研究中国重要经济木材的著作成果。他制定的《阔叶树材显微识别特征记载方案》，对我国阔叶树材解剖研究的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朱惠方对木竹材纤维形态及化学成分开展大量研究，发表了《数种速生树种的木材纤维形态及其化学成分的研究》《国产33种竹材制浆应用上纤维形态结构的研究》和《马尾松用作粘胶纤维原料的研究》等，为中国速生树种木材、竹材在人造板和造纸与纤维工业中的利用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其中芦竹制粘胶纤维、富强纤维、人造毛等研究成果，在纺织部门的支持下，试制的粘胶纤维抽丝织布，并在浙江杭州、温州筹建了生产车间。《芦竹粘胶纤维的利用》成功应用于生产实践，分别与北京、天津造纸所合作制成芦竹浆泊，在浙江余姚人造丝厂成功试制人造丝产品，在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成功试制人造毛产品。

为了开辟造纸可用原料，1978年，年已76岁的朱惠方，还亲赴浙江、江西、广西三省（区）调查芦竹生长状况，撰写《纸浆原料——芦竹调查》，1978年5月刊登于《光明日报》，1983年被上海市职工业余中学高中语文课本收录。1979年1月2日《浙江日报》还刊登了他的遗作《大力种植芦苇发展纸浆原料生产》，并附短评《解决造纸原料的重要途径》。

殚精竭虑，为新中国林业建设鞠躬尽瘁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1962年，朱惠方等提出了《对当前林业工作的几项建议》，包括：贯彻执行林业规章制度，加强森林保护工作，重点恢复和建设林业生产基地，停止毁林开垦和有计划停耕还林，建立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及加强良种选育工作，节约使用木材充分利用采伐与加工剩余物，大力发展人造板和林产化学工业，加强林业科学研究，创造科学研究条件等建议。

1963年2月，他与33位专家一道，将提出的建议重新整理，作为主要成员负责起草了“节约使用木材，充分利用森林采伐与木材加工剩余物，大力发展人造板和林产化学工业”的建议，呈报全国政协、林业部、国家科委，并报聂荣臻、谭震林副总理。这些建议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即使处于逆境期间，朱惠方都不忘种树，不忘整理散落的科研资料，他坚信这些资料总有一天能有用武之地。他整理的部分资料现存于中国林科院木材所标本室。1972年，在林业部的支持下，他组织北京林学院、内蒙古林学院、浙江农业大学、上海木材工业公司研究设计室和中国林科院11位科研人员组成编译小组，翻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林业研究协会联合编写的《林业科技词典》，于1978年2月完稿，1981年2月由科技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积极准备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对木工所的发展和新的研究室的建立进行了详细构想。

1976年后，朱惠方觉得机会来临，希望能把失去的所有时光补回来，再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当看到国家建设急需特种用材时，他立即提出杨木改性课题，牵头成立木材改性研究组。没有条件，他就带领课题组清理一个厂房用作仓库，因陋就简地建立起实验室。人员不够，他就与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系协作，开展木材化学改性研究，同时开展大量应用试验，将塑合木用于制造枪托、木梭、特种工艺品等，并试制出了样品。他的研究扩大了北方主要树种杨树的使用途径，成就卓著。1978年《塑合木材的研究》获科学大会奖。

1978年，他提出了“开发芦竹作为造纸原料”的建议，建议“在浙江温州瓯江流域和绍兴、上虞等县的海塘，上海的川沙、南汇等海岸堤道以及广西邕江两岸宽一至二亩堤道上大力培植，可以形成几个大型纸浆原料生产基地”。建议受到各级领导和有关部委的关注，新华社等媒体对此均进行了报道。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曾感叹，捧在手上的不是薄薄的写满调查数据的一纸建议，而是发展造纸工业的一条新途径，是科学家奉献给人民的一颗火热的跳动的心。

朱惠方毕生重视调研考察，1978年夏秋之交，他还会同轻工部、造纸所相关人员冒着酷暑，到江苏、浙江、广西等地实地考察一个半月。45天，下海滩、跨沟岸、涉塘堰、攀岭岗，行程上万里，研究讨论制定芦竹发展规划，研商种植、管理、收购、运输等具体问题，使“100万吨”不只是落在纸面上的数字。

1978年9月17日，朱惠方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邓小平、乌兰夫、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花圈表示哀悼。在追悼会上，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专家”“是我国林业科学、教育界的老前辈”“在木材解剖，纤维形态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十分重视木材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青年人的学习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林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朱惠方先生爱国热忱、家国情怀，树木树人的先进理念和执着的奉献精神，让人们感动，永远激励着人们在科技创新之路上一往无前。